唐朝名相宋璟（公元663—738年）任职武后、中宗、睿宗、殇帝、玄宗五世，在任52年。与姚崇（曾任武后、睿宗、玄宗三朝宰相兼兵部尚书）同心协力，将内忧外患的唐朝，建成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唐帝国，史称“开元盛世”。史书一向“姚宋”并提，《新唐书·姚崇宋璟传赞》称“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，璟善守文持正。”

武则天长安年间（公元701—704年），张易之深受武后宠幸，为所欲为。张易之看大臣魏元忠不顺眼，就诬告陷害，指控魏元忠说皇上的坏话，对皇上不忠诚。张易之还挖空心思，提出凤阁舍人张说可以作证。这可将张说置于两难境地，不按张易之的安排，便得罪了张易之。接受张易之的安排，又对不起魏元忠和自己的良心，也害怕事情败露，受到国家法律的惩罚。

宋璟看透了张说的心理，就对症下药开导张说：一个人活在世上，道德名誉是至关重要的。苍天有眼，一切事情都不可能瞒天过海，最终会真相大白于天下。不要担心不服从别人的安排作伪证而遭到迫害，作为宰相，我会极力帮助受胁迫者的。维护公正，拒不作伪证，最终会留名史书的。

宋璟的一番话，彻底打消了张说的顾虑，唤醒了他的正义感和良知。最终张说不但没说魏元忠的坏话，还实事求是地指出魏元忠是个赤胆忠心的人。作为关键证人，张说的证言一锤定音，案情真相大白，魏元忠得以保全性命。宋璟对症下药，让张说实事求是作证，既挽救了魏元忠的命，也维护了法律的公正。

时至今日，证人不愿意作证，仍然是困扰司法工作的难题。为此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三条规定：“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。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、侮辱、殴打或者打击报复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够刑事处罚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七十四条规定：“证人因履行出庭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、住宿、就餐等必要费用以及误工损失，由败诉一方当事人负担。当事人申请证人作证的，由该当事人先行垫付；当事人没有申请，人民法院通知证人作证的，由人民法院先行垫付。”但因为种种原因，还是有人不敢挺身而出，仗义执言。这既需要普法教育，提高公民法律素质，也需要办案法官因地制宜，对症下药，打消证人的各种顾虑，让证人如实作证，不作伪证。

宋璟不畏权贵，严格执法，令人敬仰。不要说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，就是依法治国的今天，严格司法仍然需要勇气与担当。作为人民法官，我们更要公正司法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。

来源：人民法院报